实际上升值的部分可能会更大。
2、土地拥有者通过非生产性方式对社会附加价值创造者的财富剥夺;3、原住民对移住民的财富剥夺。房产既无保有税也无遗产税。
在这个阶段上日本和韩国的做法都是把楼市政策放在城市化的这个发展的大背景下，优先和充分满足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基本住宅需求，以适应高速发展的人口城市化的需要。确实，住房既不能隐藏，又无法转移，现已成为我国贫富差距最显性的标志。投资房产一本万利，税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为了确保私有和市场化的商业银行机构不会规避政府指引支持投资性购房，日本还规定，仅对银行发放的普通自住房贷款纳入住宅公库的贷款保险，而对非自住房贷款则不与保险，这样也就加大了在房价和房租波动时商业银行投资性购房贷款的自身风险。此后这一直被确定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和各届日本内阁的政策理念。
从日韩经验看中国已开始进入城市化加速期，这种趋势如不迅速改变，外来人口将很快普遍超过本地户籍人口，这必然将造成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汲铮、刘利文参加了数据的搜集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遵守这个体系的所有规定和原则，并在继续大力发展这个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
它还可能对稳定带来莫大的风险。第三，中国需要制订一个策略来改革全球货币体系，从而管理国内发展和全球稳定的对接，满足其利益要求。最糟糕的情况是，这可能导致各国的关系破裂。这种情形是现代版的所谓特里芬悖论，中国在制订政策时必须对这个事实有清醒的认识。
尽管西方强国认为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以上主张已经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的指导原则，但是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则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与他们的意见分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凭借着其重要性，的确能够影响全球经济条件。
自1999年起，他们累积起近7.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中国自己的外汇储蓄就占到三分之一。其次，与全球经济完全融合的过程不仅漫长，而且极其复杂，令人焦虑。在这个总体目标之下，我想讨论四个主要的政策领域，即金融、货币、贸易和直接投资、自然资源。我认为要想调和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国必须在以下四个大原则的指导下制订政策：首先，中国政府应该假设从长远来看(很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仅会完全融入全球金融，而且将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和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不太能接受相对来说不受抑制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值得称赞的是，美国从没有利用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优势来保证它以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的水平获取原油。我想提出以下几条宽泛的原则。目前，由于银行借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且稳定是中国压倒一切性的目标，所以中国绝不会推进银行业的融合。
这对于中国本身和它在全球的地位具有何种意义?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入手。获取自然资源最后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问题牵扯到获取自然资源。
就像我指出的那样，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参与者中国需要大量资源，而且正在成为冉冉升起的超级强国。
第三，保护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除了建立这种稳定的等级式国际秩序以外，更可能出现的后果是世界其它国家组成一个以制衡中国为宗旨的联盟。这样的话，任何人都不用担心某些国家会凭借海外投资获得某种商品在市场上的长期优势。她正在成为全球最重要且最具竞争力的贸易体，因此中国也自然而然地接替美国(之前是英国)，成为开放的规则导向型贸易体系的守护者。就像高收入国家过去的做法一样，中国已经决定围绕内燃机发展经济。它迫使全球收入再分配大洗牌，强有力地激励了资源节约型创新行为，并且激发了对资源发掘和资源生产进行投资的积极性。
当然，我们并不是将其它地方的监管失灵和货币政策失误归咎于中国。这对于中国本身和它在全球的地位具有何种意义?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入手。
只有在这种环境里，中国才有信心保持其高速经济发展。在这个流程中，中国对于这些原材料的价格提高产生了主导性作用，导致它们的全球相对价格不利于自身及其它依赖商品进口的国家，而商品出口国则获益匪浅。
扭转这种局面的核心要素是将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与加快资本流出的开放速度、让家庭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改善家庭的社会福利网结合起来，以降低中国庞大的预防性储蓄。中国严重干涉外币并采取了相关的对冲操作，其副产品之一就是中国的官方资本大量外流，成为全球失衡的根本性原因之一，而失衡正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从根本上依赖进口工业原料和食品。如果处理不当，那么会产生出各种公开或隐性的帝国主义，在最坏的情况下甚全会引发武装冲突。当初一战和二战爆发的根源之一就是各国追逐资源引发的冲突，这种悲剧很有可能重演。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制订计划来履行她的全球责任。
其次，中国需要时间使自己摆脱之前扭曲的状况。结语成为超级大国并不一定代表着优势。
中国的储蓄总额已经超过美国，在全球居首。第二，帮助建立一个支持全球经济高速稳定增长的全球金融体系。
最后，当前的局势显然已经陷入僵局，所以中国要想维护自己利益，应该通过当前G20峰会的讨论找到实用的调解手段。我已经讨论了四个最关键的领域：金融、货币体系、贸易和自然资源。
第三，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占到GDP的50％，政府的干涉行为迫使它对外汇储备带来的后果进行冲销操作。如果全球能就如何获得和管理全球资源的最佳途径达成协议，那么对中国的利益有百利而无一害。世界强国应该认可让全球市场来确定价格，并且在适宜的地区签署长期合同。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未来不断增长的需求很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想提出以下几条宽泛的原则。最后，那些鼓励汇率干涉和外汇储备的政策己经扭曲了金融体系，迫使政府将冲销操作、对借贷量化控制和低利率等措施组合起来(简而言之就是金融抑制)。
最重要的问题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通过任何形势的高压措施，以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的水平享有获得自然资源的特权。首先，中国需要认识到，事实已经证明自己针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政策造成了国内不稳定，特别是其干涉汇率和积累外汇储备的政策。
然而，这些观点很可能与西方主导性的共识相互矛盾(尽管后者并不是普遍适用)。这种做法意义重大，特别是当印度及其它新兴国家亦步亦趋时，其影响就更为深远。